認識敦煌

敦煌今昔

  1. 簡介「敦煌」

  2. 歷史片段

簡介「敦煌」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國學大師季羨林 (1911-2009)

地理上,敦煌位於中國甘肅省西北部。敦煌市本身是酒泉市代管的一個縣級市,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歷來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以敦煌石窟及敦煌壁畫而聞名天下,是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和漢長城邊陲玉門關及陽關的所在地。

「香港敦煌之友」中的「敦煌」是「敦煌文化」的簡稱,敦煌文化圍繞研究和欣賞敦煌市郊敦煌石窟(主要爲莫高窟)內的大量壁畫、塑像與歷史文物和文獻所反映的中國歷代文化。歷史朝代包括西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西夏等,文化脈絡覆蓋佛教、建築、繪畫、服飾、化妝、樂舞、交通、中西文化交流等等。

除了莫高窟,敦煌石窟還包括榆林窟、西千佛洞及東千佛洞等,共同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東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西千佛洞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畫的題材內容、藝術風格均與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於歷史上的保護不周,目前殘損坍塌較甚。東千佛洞為敦煌石窟群之一,現存洞窟23個,有壁畫、塑像者八窟,東岩三窟,西岩五窟,多為單室窟。

莫高窟位於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的鳴沙山東麓斷崖上,前臨宕泉河,面向東,南北長1680米,高50米。莫高窟俗稱千佛洞,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現有洞窟七百三十五個,壁畫四萬五千多平方米、泥質彩塑兩千多尊,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地。

 榆林窟開鑿在榆林河峽谷兩岸的斷崖上,又稱萬佛峽,現存洞窟四十三個,其中東崖三十二窟,西崖十一窟。因無史料記載,創建年代無從考證,從洞窟形制及壁畫風格推斷,當不晚於莫高窟,與莫高窟並稱為姊妹窟,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歷史片段

據唐代《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的記載,前秦二年(公元366年)的一個傍晚,苦行僧樂僔和尚雲遊至敦煌鳴沙山腳下,忽然見到對面東方的三危山山頭一片金光萬丈,‘狀有千佛’。樂僔和尚若有所悟,感覺是佛祖顯靈,於是立下決心,在身處的崖壁上開鑿了一個佛龕。此後法良禪師等又繼續在此建洞修禪,稱為「漠高窟」,意為「沙漠的高處」。後世因「漠」與「莫」通用,便改稱為「莫高窟」。

「莫高窟」命名的另一說法是樂僔和尚的奇遇輾轉流傳,僧人、王侯和平民或獨力或合力成為佛祖的「供養人」,請來各地最高明的工匠和畫家開闢新佛窟。而因爲供養人的功德都不及樂僔之高,此崖被稱爲「莫高窟」。

此後千餘年,在絲綢之路繁盛的孕育下,莫高窟領域內近八百各洞窟相繼被開鑿,其中492個飾有七彩燦爛,總面積超過四萬五千平方米的壁畫,並有彩塑近兩千尊。宋代以來,由於陸上絲綢之路逐漸被海上絲綢之路取代,莫高窟在元代以後已很少為人所知,幾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

近代以來,莫高窟內又發現了藏經洞,內有5萬餘件古代文物。莫高窟藏經洞是中國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發現,其出土文書多為寫本,少量為刻本,漢文書寫的約佔六分之五,其它則為古代藏文、梵文、齊盧文、粟特文、和闐文、回鶻文、龜茲文等。文書內容主要是佛經,此外還有道經、儒家經典、小說、詩賦、史籍、地籍、帳冊、曆本、契據、信札、狀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絕本。這些對研究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歷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學價值,並由此形成了一門以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石窟藝術為主的學科——敦煌學。

1961年,莫高窟、榆林窟與西千佛洞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1943年,國民政府將莫高窟收歸國有,設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由常書鴻任所長,對敦煌諸石窟進行系統性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書鴻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約400個洞窟,搶修了5座唐宋木構窟檐,並將周邊10餘平方公里劃定為保護範圍。1984年,中國政府進一步將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為敦煌研究院,由段文杰擔任第一任院長,1998年,樊錦詩接任第二任院長。期間,敦煌研究院開展治沙工程,充實科技力量,積極利用數字化技術和其他技術來加強保護工作。

時至今日,在國家支持和敦煌研究院仝人毫不計較的艱苦堅持下,敦煌不單只成為一個國家級的優質旅遊點,更是一個高水平反映、研究、保育、欣賞以至傳承中國歷史文化的燦爛點。

樊錦詩院長爲香港敦煌之友的榮譽主席之一。

學術敦煌

【八十年代以後至今,國內敦煌研究,寖成顯學,專家們迎頭趕上,雲蒸霞蔚,出版物包括流落海內外各地收藏品的影刊─ ─英京、俄、法以至黑水等處經卷的整理集錄,令人應接不暇,形成一股充滿朝氣的學術生力軍。以往陳老慨嘆敦煌研究為學術傷心史,現在確已取得主動地位,爭回許多面子。

所謂敦煌學,從狹義來說,本來是專指莫高窟的塑像、壁畫與文書的研究,如果從廣義來說,應該指敦煌地區的歷史與文物的探究。漢代敦煌地區以河西四郡為中心,近年出土秦漢時期的簡冊為數十分豐富,尚有祁家灣的西晉十六國巨量陶瓶。又吐魯蕃出土文書中有敦煌郡所領的冥安縣佛經題記。所以廣義的敦煌研究應該推前,不單限於莫高窟的材料。】-饶宗颐教授

敦煌与敦煌學:武漢電視臺【守護敦煌】網站

饒宗頤教授與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 :羅慧,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保育敦煌

  1. 石窟保護概況

  2. 石窟環境監測

  3. 石窟治沙工作

  4. 石窟壁畫保護

  5. 石窟壁畫圖像信息保存

石窟保護概況

1950年國家將1944年建立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開始了對敦煌石窟文物的保護。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同屬敦煌石窟藝術體系,也都是國務院頒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51年文化部委託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古代建築修整所的古建、考古專家勘察莫高窟保護現狀,制定保護規劃。從50年代開始,針對莫高窟危崖、坍塌、壁畫和窟檐處於墜毀的危險狀態,搶修了5座唐宋木構窟檐,使其保持了原狀;擬定全面維修保護方案,並先後批撥專款對三處石窟窟壁地質​​病害造成有崩塌危險的懸崖和數以百計的洞窟進行全面維修加固,從而確保了石窟的安全。

1962年文化部報經國務院批准進行莫高窟加固工程,周總理批撥100多萬元專項資金,1962年進行勘測,1963年開始施工,到1966年秋完成了第一、二、三期石窟加固工程,共加固岩壁576米,洞窟354個。

1984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進行了莫高窟南區南段(第四期)加固工程,加固了第130—155窟之間26個洞窟長達172米的崖面,加上50年代進行的試驗性加固工程,總計加固岩壁798米,洞窟407個,分別佔南區岩壁的84%和洞窟總數的82%。所有經加固的岩壁和洞窟三十多年來尚未發生過坍塌、傾覆等地質病害。

1984年,國家文物局批准了西千佛洞加固工程方案,採用與莫高窟相同的擋牆支頂的方式進行加固。至1987年,歷時三年的西千佛洞石窟加固工程全部竣工。共加固了長174米的崖面,並架設了通往15個洞窟的崖面通道和水泥欄杆。

特別是90年代竣工的榆林窟加固工程,採用錨索工程技術加固崖體,通過對錨索孔的特殊處理,可使崖面保持原貌。並採用高模數矽酸鉀(PS)材料噴塗加固風化的岩面,對崖壁裂隙應用PS-F進行灌漿封閉。在加固工程的同時進行好崖頂防滲層鋪設、崖面沖溝的整與西崖坡腳的防護,並架設了東西崖長達273米的棧道。這些先進技術的應用,使我國石窟加固技術提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幾十年來,敦煌研究院完成了敦煌莫高窟九層樓木建築落架大修等數十項重大文物保護維修項目。同時,採用邊沿加固等方法有效地整固了大量瀕臨脫落的壁畫;修復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東千佛洞等石窟大面積脫落、起甲和酥鹼病害的壁畫4000多平方米。加固了傾倒和骨架腐朽的彩塑;通過上述各項搶救性保護措施,使瀕臨坍塌、損毀的石窟、壁畫和彩塑脫離了險境,得到了妥善保護。那些治理過的壁畫和彩塑,經過多年的觀察,依然保持了藝術造型的原有風格。

自1979年至今,研究院和國內外科研機構合作,先後承擔了國家和甘肅省下達的30多項科研項目,獲國家及省部級科技獎的有7項。其中“敦煌莫高窟起甲壁畫修復技術”獲文化部1985—1986年度文化科技成果獎一等獎;“應用PS-C加固風化砂岩石雕的研究”獲1988年度文化部科技進步獎二等獎;199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砂礫岩石窟崖體裂隙灌漿研究”獲1995年度國家文物局文物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1997年又獲國家發明四等獎。 “一種矽酸鹽加固用灌漿材料”1996年獲國家發明專利。

1996年,列入甘肅省科委“八·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的“敦煌壁畫的計算機貯存與管理系統的研究”通過了甘肅省科委組織的技術鑑定和驗收;“瀕危下跌文物信息的計算機存貯與再現系統”(包含“曙光天演Power工作站在文物保護應用中的研究及其在造型配套中的要求”)被國家科委列入“九·五”國家重大課題。 《古代土建築遺址保護加固研究》於當年6月下旬通過由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專家驗收,該項目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和甘肅省對敦煌石窟文物保護投入的專項經費約2000千萬元。現在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有國家文物局下達《中國古代石窟寺壁畫和彩塑及其保護研究》、《敦煌莫高窟環境演變與石窟保護》、《敦煌莫高窟及周邊地區環境演化科普教育》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多媒體與智能技術集成及藝術復原》等。

特別是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以來,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所(GCI)、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等國外科研機構合作,將世界上的一些先進技術應用到敦煌石窟的保護中。研究院同美國蓋蒂保護所合作保護敦煌莫高窟項目是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牽線搭橋,由國家文物局和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簽訂的旨在加強中國文物保護科研工作的國際合作項目。第一期工作始於1988年,1994年經國內外專家評估,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蓋蒂保護所研究所在國際合作項目中最成功的一個範例。第二期合作項目“莫高窟壁畫保護研究”於1997年開始。

和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合作保護敦煌莫高窟項目始於1988年,是日本在國際文物保護工作中最重要的項目;第二期合作項目於1998年結束。第三期合作項目於1999年由國家文物局批准。此外,還同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加拿大國家保護研究所等外國機構合作進行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研究院同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共同舉辦了“絲綢之路古遺址保護國際學術會議”。受聯合國教科文委員會資助和國家文物局的委託,舉辦了“中國石窟文物保護研究培訓班”。研究院還參加由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中國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中國文物研究所合作進行的《中國文物保護綱要——文物保護理論與實踐》這一國際合作項目。通過合作,促進了中美、中日的友好與學術交流。

在設施保護上,敦煌研究院利用香港邵逸夫先生捐款,在敦煌石窟安裝了鋁合金防盜窟門和玻璃屏風,有效地阻止了人為破壞。國家文物局另外撥專款安裝了莫高窟的安全技術防範系統機房控制室及洞窟報警系統,給整個窟區安裝了夜間巡邏照明燈,為晝夜控制全部洞窟、防止、監視人為破壞提供了硬件設施。

50年來,保護機構按部就班地擴大。 195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設立了保護組,1980年改為保護研究室,1984年隨著敦煌研究院機構的擴大而改為保護研究所。保護研究所是我國最早從事石窟文物科學保護的專業機構,現在已發展成為一個主要從事石窟文物保護綜合研究的科研實體。保護所下設環境室、分析室、修復室、檔案資料室,並設有敦煌研究院保護所與美國蓋蒂保護所、與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合作項目研究實驗室等。目前已形成一支由博士、碩士、學士及多種學科的30多人的高、中、初級專業職稱相配套的文物保護科技隊伍。並擁有X射線衍射儀、X熒光光譜儀、富利葉紅外光譜儀、偏光顯微鏡、全自動環境監測儀等一批先進的大型儀器設備。

近十年來,敦煌研究院開展了石窟環境、病害機理、顏料變色、材料老化機理等系列課題。為便莫高窟得到有效保護,在經過多年對嚴重病害機理進行探討,對石窟文物所處的環境、文物本身的質地、材料及工藝過程進行研究,弄清環境對文物本身影響因素,以及對石窟文物可能產生的病害提出預見,採取預防性措施:

石窟環境監測

莫高窟地處戈壁沙漠腹地,空氣乾燥,雨量稀少,溫度變化劇烈,是典型的大陸性氣候。莫高窟地區多年平均降水量為23.2mm,而年蒸發量卻高達4200mm。窟外極端最高氣溫為43.6℃ (1952年7月16日),極端最低溫-28.5 ℃(1979年1月15日),平均氣溫10℃左右。但洞窟內的氣象環境卻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特點:溫度、濕度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據對第335窟中型唐代洞窟的監測調查,窟內全年溫度變化在5-20℃之間,年平均溫度為12℃;全年相對濕度變化在6-40%之間,年平均相對濕度為18.3%。

客觀而言,壁畫和彩塑顏料層所施的天然礦物顏料本身比較穩定,在莫高窟內這種乾燥和穩定的環境裡,一般不易發生化學變化,不易變色和褪色,因此使一些壁畫千百年來一直保持鮮豔的色彩。地仗層含有的麥草、麻、棉花、笈笈草、蘆葦等材料在乾燥的氣候條件下,不易霉變、腐爛,隨之使地仗層在穩定的小氣候環境裡的物理應力比較小,不易脫落,保持了壁畫和彩塑的牢固性。總之,氣候乾燥和小氣候環境的相對穩定,使得許多洞窟的壁畫和彩塑能比較好地得以存。這種干燥的氣候和洞窟內穩定的小氣候環境,給壁畫和彩塑的保存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

儘管莫高窟大環境有利於洞窟壁畫的保存,然而,環境的各項因素在不同的程度上影響著洞窟保護的有效性。從崖面的變遷和底層、上層洞窟壁畫地仗發生酥鹼、皰疹等病害來看,暴雨或集中式降雨仍時有發生,由此引發的山洪時常襲擊莫高窟。頂層第194窟、第3窟、底層53窟、85窟等均有地仗層酥鹼或皰疹狀等病害。頂層洞窟的水分來源主要是集中式降雨,雨水沿崖體裂隙滲入洞內。隨著強烈的蒸發使得崖體中的鹽分隨著水分的運移而移至地仗層,造成地仗酥鹼。由此可見,洞窟病害與環境是直接相關的,深入了解洞窟環境對洞窟保護意義重大。

近十年,敦煌研究院致力對莫高窟崖體岩石和地表水的化學成分進行分析;對崖體地層形成的構造特徵及其形成的病害作了調查;對彩塑和壁畫的製作材料、結構、性能做出分析和評估;設置全自動氣象站監測溫度、濕度、風向、風速、光照等窟區氣象要素;并選擇不同類型的洞窟,進行洞窟小環境的監測。

石窟治沙工作

早在五代風沙就已危及洞窟安全。據史料記載,40年代,敦煌石窟的最低層洞窟大部分被埋在沙中。敦煌石窟從創建至今的1600餘年歲月中,風沙時刻都危及到石窟的保存與環境。風沙對敦煌石窟的危害可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風蝕危害:主要是指風沙流對露天壁畫、洞窟圍岩的吹蝕和磨蝕作用,是一種破壞性極強的地質作用。如唐代早期洞窟203窟就是因此而遭到坍塌破壞,第460窟因強烈風蝕使石窟遭受薄頂之災。風蝕已成為岩體坍塌、壁畫褪色的主要病害之一。同時強烈風蝕已越來​​越明顯的影響到遊人的安全。

積沙危害:研究結果表明,偏西風是造成洞前積沙的主要因素。積沙不僅埋沒洞窟,同時對窟頂造成巨大壓力。 80年代以前,每年要從窟區清除積沙約3000—4000m3,不僅耗資巨大,而且因清沙所使用的翻斗車對洞窟產生強烈振動,時常造成振動性破壞。

粉塵危害:風沙流中所攜帶的粉塵物質受崖體臨空面反轉氣流的作用,進入窟區形成降塵。觀測結果表明,年降塵量可達365.4t/km2,用掃描電鏡統計5000個粉塵表面形態,發現棱角狀、次棱角狀佔83%,這種棱角狀高硬度的石英顆粒隨氣流的運動既對壁畫、塑像進行磨蝕,又侵入壁畫和彩塑顏料的空隙間,不僅嚴重影響了藝術效果,而且使壁畫產生龜裂,隨著粉塵的不斷沉積,當量達到一定程度時,逐漸產生一種把壁畫顏料層或白粉層向外擠壓的能量,導致壁畫顏料層、白粉層,甚至整個地仗大面積脫落。同時,大量粉塵沉降在壁畫表面,給壁畫修復除塵工作帶來許多困難。

莫高窟人為石窟保存與風沙長期作鬥爭,並採取了相應的措施。從50年代開始,先後進行過數10次的防沙、治沙試驗,更為有效的是進入80年代後期,敦煌研究院與中科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原中科院蘭州沙漠研究所)合作,在美國蓋蒂保護所的直接參與下,進行莫高窟地區風沙危害綜合防治試驗研究工作,使防沙工作成效顯著。

工程治沙:主要目的是控制偏西風所搬運的大量沙物質,在崖頂、崖面和木棧道造成的嚴重積沙。據此,在對莫高窟地區風沙運動規律和強度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採用防沙新材料——具有防火性能的尼龍網柵欄,設計並實施了三角形尼倫網柵欄防護體系。尼倫網柵欄累計總長3258m,高1.8m,孔隙率20%,阻力係數1.5。通過設在五個洞窟(窟號為:152窟、256窟、404窟、208窟和454窟)的同期洞前夜間積沙比較分析,設置柵欄後積沙減少了60%,直接保護了洞窟免受風沙流的打磨和嚴重積沙危害。

生物固沙:其主要目的是增大地表粗糙度,降低風速,阻固流沙向窟頂戈壁及窟區搬運,是莫高窟風沙危害綜合防護體系中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長久之際。在組織有關專家論證的基礎上,1992年、1993年,在莫高窟崖頂離洞窟1000m處的鳴沙山腳下,引進當今世界先進的滴灌技術,選擇紅柳、梭梭、花棒、沙拐棗、檸條等五種鄉土沙生灌木,種植了一條長800m,寬12m的沙生灌木林帶,直接阻固了來自鳴沙山的大量沙源向窟頂戈壁及窟區搬運。 1999年,在我國政府的支持下,將沙生植物林帶擴大成2000m×12m的兩條。

草方格沙障固沙:在阻沙柵欄內部200米寬的沙丘地段,設置草方格沙障,固定流沙。

化學固沙:旨在防止偏東風對崖面的強烈風蝕和剝蝕作用。由於莫高窟的崖體屬第四紀酒泉系礫岩,接觸式鈣泥質膠結,孔隙大,力學強度低,極易風蝕、雨蝕,加之崖面是一個坡度為35о,寬約30m的覆沙、碎石斜坡,經常有覆沙、礫石掉入窟區,危及遊人安全,嚴重風蝕導致窟頂變薄,造成岩體開裂坍塌,毀壞壁畫。因此,通過1990年秋在現場選用AC、AS、SS和PS進行固沙試驗,結果篩選出PS為耐侯性強、成本低、固沙效果顯著,“是本地區化學固沙首選材料”(項目專家評估組提出)。這一實驗成果已應用於榆林窟、莫高窟等處的岩體加固和固沙工程中。

防塵濾網試驗:適當通風有利於洞窟壁畫和彩塑的保護,因此莫高窟的洞窟都安裝了帶有百頁窗的鋁合金門。但大量灰塵通過百頁窗進入洞窟,磨蝕、污染壁畫。鑑此,於1992年選擇莫高窟第323窟、335窟等六個洞窟,在洞窟門的百頁窗上安裝了防塵濾網進行試驗。結果表明,防塵濾網可使進入洞窟的灰塵減少55%,且不會影響窟內通風,起到了防塵的良好作用。

敦煌研究院為防止風沙對石窟的危害已做了大量的試驗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於試驗階段已建成的防沙工程規模小,結構簡單,功能單一,難以發揮整體有效的防沙功能。現在,真正來自鳴沙山的巨大沙源並未完全控制。為此,一個由敦煌研究院和中科院寒區旱區工程與環境研究所合作,從本區風沙運動規律出發,根據鳴沙山,砂礫質戈壁及莫高窟崖頂不同防護地帶的具體要求,採用不同的防護措施,以切斷或消弱鳴沙山沙源和固定流沙為目的,以固為主,固、阻、輸、導相結合,由工程、生物、化學措施組成的多層次、多功能的綜合防護體係將於近日啟動,屆時莫高窟的風沙災害問題將得到根本解決。

石窟壁畫保護

壁畫圖像是莫高窟最為珍貴的文物信息,有別於文字資料的記載,記錄在壁畫之上的圖像資料提供了極為直觀和形象的歷史素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人物的著裝,勞動生活用具等方方面面,著名的人物形象-反彈琵琶就直接來自敦煌壁畫。

敦煌莫高窟在經歷了千百年漫長歲月後,石窟和壁畫彩塑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文物的損毀是難以避免。隨著時間的推移,壁畫的各種病害在直接威脅著壁畫的生存,壁畫所記載的文物信息在不斷地減少。從30年代伯希和所拍攝的照片中可看到的壁畫圖像,在今天有相當一些已經看不到或模糊了,這是無法避免的自然規律,儘管多方面採取了有效的保護和維修措施,但終究難以避免。尤其是15世紀以後,明朝政府封閉了嘉峪關,敦煌遂成為荒蕪之地,莫高窟也隨之被棄而人跡罕至,少有人維護,加之偷盜、煙熏等人為的破壞,加重了石窟的殘損。

 

莫高窟第26窟-北壁千佛-盛唐-酥鹼 莫高窟第55窟-甬道南壁供養菩薩-五代-地仗層脫落 莫高窟第85窟-北披起甲壁畫修復前記錄 莫高窟第245窟-南壁說法圖-裂隙與起甲-回鶻

自1944年開始設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特別是建國以後,在政府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進行了幾次大的搶修工作,使莫高窟的危機狀況有所改觀,危岩的加固解除了崖壁和洞窟崩塌的危險,保證了石窟群的安全;對大面積脫落壁畫的近600多平方米壁畫進行了搶救性加固;另外還不斷進行科學試驗和材料篩選,對嚴重起甲和酥鹼的壁畫進行了加固試驗,對部分有煙熏的壁畫進行了壁畫清洗的試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方面的保護工作對積極保護敦煌莫高窟壁畫這一珍貴文化遺產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石窟壁畫圖像信息保存

自80年代開始,敦煌研究院就採取措施,研究使用攝影的方法,之後又採用錄像技術積極組織人力,將這些珍貴的壁畫圖像拍攝和錄製下來,這種措施是對採用技術手段保護壁畫的有力補充。然而無法避免得同一類型的事實是這些所拍攝的膠片和錄製的錄像帶在保存中同樣無法避免信息的損失,且不說拍攝當中是否能夠紀錄壁畫圖像的真實色彩和洞窟、彩塑的幾何變化,單膠片和錄像帶的存檔和使用就有很大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膠片退色變黃、錄像帶退色等無法避免,而且這些材料在復制當中信息要減損,所以如何找到一種有效的技術手段紀錄和保存壁畫的圖像信息成為壁畫信息保護的一項重要課題。

八十年代起,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快速發展,計算機在文物領域得到使用推廣,除了利用計算機進行行政和業務的管理外,各文物管理部門和單位都加強了計算機進行文物信息保護的研究和探索。在發達國​​家,很多博物館廣泛使用計算機對文物資料進行管理,下大力氣將文稿和圖片資料數字化輸入到計算機內,最近大英圖書館的國際敦煌項目就將兩萬餘幅珍貴的敦煌藏經洞手稿和畫卷輸入計算機中,並建立​​了相應的數據庫,在互聯網上供人們檢索和查詢;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在對飛鳥時期遺址石雕進行全方位整體立體攝影的基礎上,產生出數字復原像。在國內,早在1987年,煤炭部航測遙感公司曾對陝西省的兩處重點文物單位: 西安東嶽廟、耀縣藥王山的近500平方米古代壁畫進行攝影成像,並應用計算機圖像處理技術對部分壁畫進行邊緣增強試驗;陝西秦兵馬俑博物館對出土文物編制包括實物圖形在內的文物資料計算機檔案,其中包括對修復保護工作的記錄;上海博物館和湖南省博物館對館藏文物製作圖像和文字計算機檔案;新近一些著名的文物景點如山東曲阜孔廟和北京故宮等相繼投巨資建成高性能計算機系統,並開發出若干虛擬實景漫遊模型。等等此類項目對保護文物信息,開發利用文物信息資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計算機數字信息具有無損複製、良好的傳播性、便於保存管理和便於使用、檢索、查詢等優點,因而成為了一種非常好的文物信息保存手段。 1993年至1996年,在甘肅省科委的支持下,以敦煌研究院為主要承擔單位,實施了"敦煌壁畫計算機存貯與管理系統研究"科研課題。課題以敦煌莫高窟第45窟為研究對象,採用近景攝影測量技術,獲取高質量、高精度壁畫圖像攝影反轉片,採用數字掃描方法得到壁畫的數字圖像,經過幾何糾正和色彩還原等圖像處理,得到較高質量的數字圖像,並輔以各類文字說明和相關文物檔案等屬性資料,初建了敦煌壁畫高保真圖像信息系統。該項目的實施,使敦煌研究院獲得了初步經驗,探索了利用計算機進行複雜文物信息獲取和保存的技術路線,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1996年9月底,該課題由甘肅省科委組織進行了課題階段性鑑定。

近年來計算機技術突飛猛進,使得高容量,快速復雜的圖像數據的處理成為可能,而價格的下降以及國產高性能計算機工作站平台的出現,為計算機在文物領域的普及推廣奠定了基礎。因此有必要在前期工作的基礎上,開發和建立起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文物計算機信息保存實用化技術平台,進一步研究和解決前期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並以此為基礎,進而將這項高技術向全國文物單位推廣,這必將極大地促進我國文物信息保護的發展。 1996年在國家科技部、國家文物局、甘肅省科委和敦煌研究院等各級組織的關注和鼎立支持下,設立"瀕危珍貴文物的計算​​機存貯與再現系統研究"課題,該項目被立為國家科技部社發司的九五科技攻關課題。同期實施了國家863資助的"曙光天演Power PC工作站在文物保護中的應用" 課題。課題的開展進一步深化了敦煌壁畫保​​護中應用計算機的認識,利用有限的資金建立了一套基礎計算機存貯處理的軟硬件平台,作了更為深入的和實用化的應用研究工作。

1997年立項1998年開始實施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敦煌壁畫多媒體復原"項目,該項目由浙江大學和敦煌研究院合作進行,其中的一項主要內容是敦煌莫高窟洞窟壁畫虛擬漫遊和國際互聯網洞窟漫遊技術的實現。應用此項技術實現了洞窟壁畫的逼真重現,並且可以作為一項導航工具,用於引導瀏覽、查詢詳細的敦煌壁畫資料,是一項有廣泛應用前景的先進技術。 1998年底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西北大學共同開展"數字化敦煌壁畫合作研究"項目,這是敦煌研究院所建立的有關敦煌壁畫計算機數字化研究領域中的國際合作項目,對於引進先進技術,開展國際交流,培養技術人員都有巨大的意義。

數碼敦煌

【千百年來,神秘的敦煌享譽中外,吸引人們的是其不朽的藝術、宗教之大美... 數字敦煌工程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搶救和保護敦煌的美”】 - 樊錦詩院長

數碼敦煌,國內稱為數字敦煌。這範疇聽來簡單,其實是一個極其浩大的高科技工程。樊錦詩院長親自介紹說,上世紀90 年代末,敦煌研究院與美國梅隆基金會、美國西北大學合作,開始利用數字技術對莫高窟壁畫進行攝影採集和圖像處理工作,全面開展敦煌石窟數字化工作。

推進數字敦煌工程,難度很大。在此之前,國內文博單位還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數字化研究。莫高窟號稱千佛洞,又名東方盧浮宮,洞窟環境非常複雜。裡面光線陰暗,一般的照相機和攝影機對於拍攝窟頂、塑像、佛龕都無能為力;拍攝時,每個洞窟都要拍攝數万張圖片,然後再拼接成大圖。如果是一個擁有300 平方米壁畫的大窟,那麼拍攝圖片的數量將達到4.5 萬餘幅。任務量之大可想而知,後期的圖像拼接更是巨大挑戰。

莫高窟一年接待遊客的最大容量是15 萬至18 萬人次,但近年來,遊客逐年遞增,2010年更是達到55 萬。在旅遊旺季,每天都有幾千名遊客走進莫高窟。

監測表明,15 個人在一個洞窟內停留10 分鐘,洞窟溫度會升高5 攝氏度,二氧化碳濃度也會大幅提高,這也就意味著遊客過量,必然會加速洞窟內壁畫和彩塑的老化。在莫高窟目前存有壁畫與彩塑的492 個洞窟中,一半以上的藝術品經受著起甲、龜裂、酥鹼、霉變等“病痛”,有些甚至是毀滅性的。

莫高窟雖然規模宏大、洞窟眾多,但每個洞窟的空間極其有限,其中85%以上洞窟的面積都小於25 平方米,窟內的彩塑和壁畫都是使用泥土、木材、麥草等脆弱的材料製成。由於自然因素作用和人為破壞,莫高窟的彩塑和壁畫產生了多種病害並在緩慢地退化。樊錦詩說,我們採取各種保護措施,是為了使莫高窟減少病害,延緩衰退,延年益壽。如果每日遊客持續不斷地大量進入洞窟,二氧化碳長時間滯留窟內,窟內空氣濕度增高,溫度上升,都會侵蝕壁畫,危害到十分脆弱的彩塑。

但另一面,向遊客開放,也是文化遺產的使命。 “我們不能以犧牲珍貴文物為代價換取旅遊業發展,也不能因為要保護而拒遊客於門外,而是要在切實保護和管理好文物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文化遺產地的重要作用。”樊錦詩說。

樊錦詩說,正在進行中的敦煌石窟壁畫數字化,首先是為了搶救敦煌石窟珍貴的文物信息,使之得以永久真實地保存,同時為敦煌學研究提供準確詳細的信息資料,並可製作虛擬洞窟供遊客欣賞參觀,為緩解石窟開發的壓力,保護壁畫提供技術保障。

“20 平方米的洞窟,又窄又暗,即使進去看,也不一定能看得清楚。”樊錦詩說。在不久的將來,遊客真實體驗過少數幾個洞窟後,就可以身臨其境般沉浸在3D 虛擬環境中觀賞敦煌壁畫和彩塑,感受到洞窟中無法觀看的細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想看多細就看多細。

在利用數字圖像和虛擬技術開發的莫高窟虛擬漫遊系統中,遊人既可以欣賞莫高窟石窟外景、洞窟建築結構,又能跟隨電子嚮導進入洞窟內部,身臨其境地欣賞精美的壁畫和彩塑,同時通過演示廳的多媒體節目展播,可以更詳細地了解敦煌的歷史和文化。

“壁畫數字化在永久保存珍貴歷史遺存的同時,為敦煌石窟技術的保護、研究和弘揚都帶來很大空間和新的可能性,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樊錦詩說。

2003年敦煌研究院與美國梅隆基金會合作,使敦煌石窟數字化工作步入新階段。敦煌研究院科研人員勤於思索,積極吸收合作方的先進經驗,並逐步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石窟數字化工作程序。第一、提高拍攝精度,為洞窟的原大復制、展示做好前期準備。第二、圖像信息採集,由專業人員現場檢查,嚴格把關,對曝光不准確、焦點不清晰、色彩還原不真實的圖像重新拍攝。第三、圖像的拼接處理。初期由於電腦硬件和軟件的限制,圖像拼接工作只能由手工完成,工作進度緩慢。

2004 年,敦煌研究院向國家有關部門遞交了《敦煌莫高窟保護利用設施》項目申請報告。按照規劃,敦煌研究院將籌建數字、保護、展示三大綜合中心,將數字技術全方位引入敦煌文物的保護、研究與利用。

2006年,敦煌研究院的領導班子審時度勢,做出大膽革新,撤消原敦煌研究院下設部門攝錄部,合併成立了專門從事研發敦煌石窟文物數字化的部門: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中心下設攝影室、圖像處理室、數字檔案室、錄像室、辦公室等5個科室。

2008年隨著電腦硬件的更新和軟件的升級,開始了電腦自動化部分圖像拼接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當然大部分圖像的拼接還需要手工完成。第四、圖像信息的存儲。考慮到圖像後期拼接和預防災害性事故的發生,需要把信息存儲在不同的介質上,如服務器硬盤和刻錄光盤存放在異地。

2010年,敦煌研究院委託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周欣平(Peter Zhou)先生和美國視聽檔案網執行董事琳達(Linda Tadic)女士起草《數字敦煌——石窟壁畫及敦煌研究數字資源保障體系總體設計方案》(討論稿)。兩年來,他們多方調查研究,開展前期用戶需求分析工作,完成了《數字敦煌——石窟壁畫及敦煌研究數字資源保障體系》討論稿的撰寫工作。

2012年3月27-28日,“數字敦煌——石窟壁畫及敦煌研究數字資源保障體系”國際諮詢會在敦煌莫高窟召開。諮詢會由敦煌研究院主辦、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資助。來自國內外多個國家圖書館、高等學府、博物院及美國視聽檔案網和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共計40餘人參加了本次諮詢會。中國國家文物局羅靜副司長也專程出席了本次會議。

會議主要圍繞是否有必要建立DAM(數字資產管理系統)、採用何種政策和花費多長時間來建設DAM、如何建立元數據結構、如何組建項目團隊、如何安全儲存數據、是否與數據庫提供商合作、如何合作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核心問題展開。與會專家就他們在各自專業領域內多年來的數字化工作的經驗和對數字敦煌項目的展望暢所欲言、各抒己見,並最終形成了富有建設性的諮詢意見,為今後數字敦煌項目的順利推進做出了積極貢獻。

2013年7月12日上午,作為“2013年中文數字出版與數字圖書館國際研討會”分會場之一的“數字敦煌論壇:數字敦煌與世界文化遺產”專題討論會在敦煌研究院學術報告廳隆重召開。

 “數字敦煌論壇”,由敦煌研究院信息資料中心主任張元林研究員主持。敦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旭東首先向大會作了題為“'數字敦煌'回顧與展望”的報告,介紹了數字敦煌的緣由、數字敦煌的主要內容、敦煌石窟數字化的發展歷程以及敦煌石窟數字化的前景展望。之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館長周欣平介紹了“石窟壁畫及敦煌研究數字資源保障體系”,對自2011年以來數字敦煌項目的進展情況做了介紹,並闡述了對​​未來數字敦煌建設的體系架構及其發展的構想。之後,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主任助理俞天秀和信息資料中心副主任夏生平先後做了題為“文化遺產與數字化”、“​​敦煌學特色信息資源庫構建”的專題報告,介紹了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和信息資料中心兩個不同的部門在石窟壁畫彩塑數字化和敦煌學信息資源數字化建設方面近些年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績。

“如何保存壁畫我們已經嘗試了20 多年,'數字敦煌'其實也是被'逼'出來的。”樊錦詩坦言。經過20 多年的探索、創新,目前已經形成一套包括前期採集、後期圖像處理、虛擬漫遊等工作環節在內的壁畫數字化技術流程。

 “敦煌石窟藝術的創造和發展,代表了中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不斷發展的傳統,這也是保持敦煌石窟藝術千年生機的生命源泉。”樊錦詩說,但修復洞窟壁畫和塑像的原則是“修舊如舊”,不能人為添加。把這個藝術瑰寶保護好,是對中國和世界文化的最大貢獻。

香港敦煌

  1. 敦煌與饒宗頤教授
  2. 饒宗頤教授敦煌學年表
  3. 敦煌與邵逸夫爵士
  4. 敦煌與香港敦煌佛跡​
  5. 敦煌與香港敦煌之友

【敦煌在一千多年前,處西北邊陲,歷千年之久爲中國的國際城市,共享於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大矣;香港地處東南之隅,崛起僅百年,成為中國國際城市,在溝通中外,與有功焉。兩個城市地隔萬里,歷史時差千年;能跨越時空,結下一份文化緣份,盛歟哉!】-陳萬雄博士

敦煌與饒宗頤教授

香港與敦煌結緣始於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饒教授1917年生於廣東潮州,自學成家,長期致力學術研究,至今有著作約七十餘種,論文九百餘篇。在1949年移居香港後,自1952年起開始研究敦煌。當時,因緣際會購得英倫拍攝斯因坦從敦煌搜集所得文物的微縮複印件,成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海外唯一擁有此影本的學者。

饒教授日后遍訪中、歐、美、日的敦煌博物館進行研究,以敦煌史料爲基礎精研中國文、史、哲、藝、詩、書、畫、樂,為中國敦煌學的開創者和當今國學泰斗之一,與另一位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被譽為南饒北季,互相輝映。2000年,中國國家文物局等聯合主辦之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紀念大會授予饒教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別貢獻獎。

在香港,饒教授研、教並馳。1952年9月至1968年8月,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歷任講師、高級講師和教授等教職。1968至1973年獲新加坡大學聘為中文系首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期間曾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及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教授。1973年,饒教授回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至1978年退休,其後在法國、日本、中國內地、台灣及澳門周遊講學。饒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偉倫榮譽藝術講座教授及中國語言及文學榮休講座教授。

饒教授在海外學界和藝壇先後獲得多個重要獎項和殊榮,包括1982年獲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82);1995年至今先後獲香港五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1993年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即巴黎高等實用研究院)授予建院125年以來第一位人文科學榮譽國家博士學位;2000年國家文物局等聯合主辦之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紀念大會授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別貢獻獎;2009年獲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聘請爲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等。

2003年,饒宗頤教授把他個人數十年來因勤於學術研究而積累的藏書,包括非常珍貴的古籍善本和其他書籍,還有一批書畫作品,贈送給香港大學,化私為公,藉此回饋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因而成立,於2003年11月8日開幕。

 

2010年12月,香港饒宗頤文化館動工。饒宗頤文化館的前身是荔枝角醫院,是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首批活化項目,爲表彰饒教授的傑出貢獻而冠名,由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以「香港文化傳承」為主題,展開保育、重新規劃及活化的工作,肩負起傳承中華文化、促進文化交流、貢獻社會的使命。

饒宗頤教授爲香港敦煌之友的榮譽主席之一。

敦煌:饒宗頤先生學與藝的交匯點-饒教授九五華誕敦煌學國際研討會主題發言,榮新江(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發言談及的圖片

饒宗頤教授敦煌學年表

1917年: 饒宗頤教授,字伯濂,又字選堂,號固庵,齋名梨俱室;生於廣東省潮安縣城(今潮安市湘橋區)
1949年: 移居香港
1952年: 開始敦煌學研究。最先對有建衡年號之索寫卷作研究及校堪。

因友人方繼仁先生之助,購得英倫拍攝Stein從敦煌搜集所得的縮微影本,成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海外唯一擁有此影本的學者。
1956年: 發表《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倫敦所藏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
1961年: 發表《敦煌寫卷之書法》,附《敦煌書譜》於香港大學1961年《東方文化》第五卷。
1964年: 第一次到法京巴黎,觀看敦煌卷子。
1964-1965年: 在法國國立科學中心從事研究巴黎及倫敦所藏敦煌畫稿及法京所藏敦煌寫卷,并校堪敦煌曲子

《敦煌白畫》定稿
1966年: 在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敦煌寫卷。
1971年: 與法國戴密微教授合著《敦煌曲》,由法國國立科學中心出版,分中、法兩種文字在巴黎刊行。
1974年: 再到法京巴黎研究敦煌寫卷。
1978年: 法國遠東學院出版《敦煌白畫》。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主辦書畫展覽,初次發表描繪敦煌白畫作品。
1982年: 出席於蘭州舉行的首次全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議,被聘爲顧問。

日本二玄社邀請爲主編《敦煌書法叢刊》,共二十九冊,月出一冊,每一種文書寫詳細說明或考證。叢刊至一九八六年出齊。
1987年: 任敦煌研究院名譽研究員。

上海博物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辦敦煌吐魯番文物展覽,於展覽圖錄中,刊登文章《寫經別錄》。
1990年: 創辦《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同年出版第一期,至2010年出版共11期。

出版《敦煌琵琶譜》。
1991年: 出版《敦煌琵琶譜論文集》。

廣東人民出版社根據二玄社出版的《敦煌書法叢刊》二十九冊,刊成《法藏敦煌書苑精華》八卷。
1993年: 臺北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畫寜—國畫史論集》,內收 <圍陀与敦煌壁畫>, <敦煌石窟的誐尼沙>, <劉薩訶事蹟与瑞像圖>, <敦煌白畫導論>, <跋敦煌本白澤精在圖兩殘卷>等討論敦煌繪畫的論文。
1995年: 出版《九州學刊》第六卷第四期《敦煌學專輯》。

主編《補資治通鑒史料長編稿系列》。

出版與李均明合著《補資治通鑒史料長鞭稿系列》的《敦煌漢簡編年考證》。

出版與李均明合著《補資治通鑒史料長鞭稿系列》的《新莽簡輯證》。
1996年: 與季羡林教授、周一良教授聯合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學刊,同年出版第一卷,至2010年出版共十一卷。

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敦煌曲續論》。
2000年: 獲國家文物局、甘肅人民政府頒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

中華書局出版所編《敦煌吐魯番本文選》。
2003年: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全集共分十四卷,其中卷八爲敦煌學,共兩冊。
2006年: 於《敦煌研究》第一百期發表 <中國西北宗山水畫説>。

開始嘗試創作西北宗山水。

《饒宗頤藝術創作匯集》出版,全集共十二冊,其中第七冊爲敦煌書畫。
2007年: 開始運用豪放筆法描繪敦煌畫樣。
2008年: 「學藝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全集(共六冊),以《華學》第九、十輯合刊形式出版,其中一個論文分類爲敦煌學。
2009年: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與深圳市文化局、香港藝術發展局合辦,於深圳美術館展覽廳舉行「我與敦煌—饒宗頤敦煌學藝展展覽」,并出版展品圖錄。

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聘請爲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終身成就獎。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簡體字版,全集共分十四卷,二十冊,其中卷八爲敦煌學,共兩冊。
2010年: 中央文史研究館、敦煌研究院與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合辦,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中心、饒宗頤學術館之友、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潮州商會、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福慧慈善基金會、集古齋有限公司協辦,於敦煌研究院展覽廳舉行「莫高餘馥-饒宗頤敦煌書畫藝術特展」展覽,并舉辦「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慶祝饒宗頤教授九十五華誕」,同時出版展品圖錄。

出版《敦煌白畫》中、日、英文版。

 

敦煌與邵逸夫爵士

香港邵逸夫爵士生於1907年11月19日,卒於2014年1月7日。邵爵士在上海出生,原名邵仁楞,祖籍浙江寧波鎮海。爵士除了畢生致力於影視娛樂事業,創造了邵氏影業、無線電視繁榮發展的傳奇,為華語影視娛樂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之外,他還長期熱心於慈善公益事業,捐助數以百億計款項,用於資助內地、香港兩地教育、醫療設施建設,以邵先生之名命名的校園建築、醫院遍布全國各地,為推動我國教育、醫療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可謂功績昭彰,舉世景仰。

邵爵士對敦煌石窟的保護事業也給予特別的關注和支持。早在1984年,邵爵士即捐款1000萬港幣巨資用於敦煌石​​窟的文物保護,這是敦煌石窟得到的第一筆捐助善款,也是內地得到的第一批捐助。

當時適值改革開放之初,由於資金的極端匱乏,敦煌石窟文物保護事業正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只能因陋就簡,許多洞窟還使用著安裝多年早已破敗不堪的木柵門,甚至還有許多洞窟連簡陋的門也沒有,只能敞開著洞口。敦煌研究院根據邵爵士的意願,為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三處石窟的560餘個洞窟安裝了鋁合金門,為莫高窟100餘個洞窟安裝了用於保護壁畫的玻璃屏風約2500平米。這些保護設施減少了風沙和人為因素對壁畫的破壞,對敦煌石窟的保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凡來敦煌參觀的中外專家和遊客無不交口稱讚。

1987年,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九層樓前為先生建立了一座紀念幢,向世人昭示邵爵士為敦煌文物保護做出的傑出貢獻。2000年8月,國家文物局與甘肅省政府授予邵爵士“敦煌文物保護特殊貢獻獎”。

邵逸夫爵士爲香港敦煌之友的榮譽主席之一。

敦煌與香港敦煌佛跡

2000年8月,由香港一群熱心人士成立的“香港敦煌佛跡防護功德林”舉行了盛大的“敦煌佛跡結善緣慈善之夜”活動,為敦煌石窟防護工程籌款。

“敦煌慈善之夜”的開幕儀式由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香港敦煌佛跡防護功德林籌備委員會主席覺光法師、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王鳳超、香港敦煌佛跡防護功德林籌備委員會榮譽主席范徐麗泰及中國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主禮。出席晚會的其他嘉賓還有香港敦煌佛跡防護功德林籌備委員會顧問委員查良鏞、李祖澤、永惺法師、著名書畫家方召麟、楊善深等。

同日,大會場外舉行了一個慈善書畫展,展出20多位著名書畫家,包括方召麟、饒宗頤、楊善深、范子登、林湖奎等的作品。

晚會所籌得的50萬港元善款被用於在敦煌的沙漠地帶建造18-20公里的防護林,以鞏固沙泥及阻擋風沙。鑒於沙漠水源珍貴,善款用來植樹之外,還將兼顧灌溉工程,計劃在地下建設水管,從地下抽水到儲水庫,以此灌溉防護林的樹根。最終防護林將成為一個由植物、化學與工程措施相結合的綜合防護體系。

敦煌與香港敦煌之友

2010年,敦煌研究院爲饒宗頤教授在莫高窟慶祝95嵗誕辰,同時也正準備推出洞窟數碼化項目。當時一群參加壽筵的敦煌熱心份子一方面直接贊助部分洞窟的數碼化,另一方面借這機緣回港成立香港敦煌之友,落實經已醞釀多時的構想。